如果按照推理小说的分类，《最后的真相》应该属于社会派：

不同于本格派的注重解谜，悬疑派的注重气氛；

社会派更加注重的对人性的描绘与剖析，以及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思考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而且，比起那些拿诸如鸡娃、反诈、杀妻骗保等社会热点当噱头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，《最后的真相》对现实的刻画反而更加去标签化，更加深刻。

当然，作为悬疑片，《最后的真相》提供了足够精彩的层层反转。

但不同的是，这并不只是一种智力上的游戏。

剧情的每一次反转，都伴随着人物形象更加立体化的呈现。

越是看到最后，你越难用善恶、好坏这些简单的标准来评判故事中的人物。

（以下内容涉及剧透，建议观影后阅读）

比如说，黄晓明扮演的律师丁义峰。

他既会为了谋生，帮人“合法”讨债，非法入侵、故意伤人、抢夺私产这些事，都做了个遍。

但他之所以沦落至此，是因为正义感爆棚，举报自己所在的律所收受贿赂，才会被全行业封杀。

他会为了给金喜妹洗脱嫌疑，一次次自找麻烦，甚至身临险境，寻找线索。

但也会为了打赢官司，用金喜妹的儿子做威胁，逼她在法庭上作伪证。

你可以说，他帮助金喜妹，是为了逆风翻盘，好东山再起。

但为了最后的真相，他却也愿意搭上自己的职业生涯。

这样一个人，你说他是好人，还是坏人呢？

很难厘清，但这也不正是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状态吗？

没有人生来就是好人，也没有人出生就是恶霸。

一个有同情心，也有阴暗面的普通人，就是可能会因为一念之差，做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。

还有闫妮扮演的按摩女金喜妹，也是一个足够复杂的人物。

就说她在片中拥有的多重身份：

作为一个按摩女，她会为了赚钱谋生，讨好马双喜；

作为一位母亲，她愿意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，付出任何代价；

但与此同时，作为一个普通的女人，她也渴望获得爱情。

当她在马双喜身上得到了，作为按摩女从未得到过的爱和尊重时，她便不只是为了钱，和马双喜在一起了。

所以当她和马双喜的幸福，与儿子的得救形成冲突时，我们才会看到她情感上的挣扎与矛盾。

为了解决这种矛盾，她无计可施，最后只有牺牲自己，站上被告席。

还有涂们饰演的马双喜，虽然戏份不多，却也是非常多面的一个人物。

一方面，他是一个嗜酒成瘾，还有暴力倾向的男人。

但另一方面，他也是一个子女不孝，心灵孤独的老人。

所以，当他从金喜妹那里，得到了从未在儿女身上得到过的耐心和陪伴时，他认为这就是爱。

即使这样的爱，需要他花60万元来“购买”，他也仍然认为值得，而不会怀疑有什么纯粹不纯粹的问题。

所以，在这样一对社会边缘人物身上，在这样一段因为金钱而产生的关系中，我们反而看到了在很多情侣之间看不到的，那种比爱更为深沉，更愿意为了对方牺牲自己的赤诚。

这种人性的复杂，情感的真挚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微妙，反而成为了比剧情的一次次反转更为吸引人的部分。

作为悬疑片，《最后的真相》与众不同的地方还在于，到最后其实也没有给出所谓的“最后的真相”。

案件最后因为金喜妹的供词而翻转。

但因为缺乏足够的铁证，所以知道这是否为最后真相的唯一一个人，也只有金喜妹本人。

但是，因为她有保护儿子，为儿子牺牲的强烈动机，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保证，她说的一定是真话。

这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：我们看了半天，但最后的真相，依然无处探寻。

但这是否意味着，探寻真相，了解被告人、被害者的过程就是徒劳的呢？

其实并非如此。

正如台剧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中所阐释的那样：

群情激奋之时，如果你只是想要一个有罪还是无罪，死刑还是不死刑的答案，那或许非常简单。

但这样简单的答案，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罪恶为何会产生，也无法避免更多犯罪事实的发生。

所以，即使抵达真相的过程非常崎岖，即使很多时候，付出了努力，也仍然无法抵达最后的真相。

但撕去被告人、被害人身上简单的标签，尝试去理解罪恶产生的原因，本身就是有意义的。

正如在这个案件中，通过一次次的探寻，我们眼中的金喜妹，不再是“按摩女”三个字可以概括的。

我们看到了她这从未获得过尊重的一生，看到作为社会底层的她，为了救自己的儿子，只能牺牲自己和爱人的无奈。

我们眼中的马双喜，也不再只是一个失去生命的被害者。

我们看到一个虽然性格有瑕疵，却也有情有义的男人。

因为这些了解，还会让我们联想：

如果一个按摩女之子，也能得到社会福利的照顾，那他是不是就不会长成这样一个不懂得如何去爱的人？

如果一个没钱治病的穷人，也能得到慈善机构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障，那是否马双喜和金喜妹，就没有必要策划一场意外死亡，来获得儿子的救命钱？

当然，你或许会觉得这些设想都太过理想化，我们现在还无法做到。

但作为一部电影来说，仅仅是引起人们“是否有更好的可能”的思考，就已经足够了。

最后，电影中还有一句话，让我印象深刻。

当老师问丁义峰这么做是否值得时，丁义峰说：

我曾经以为作为律师，应该追逐真相。

但当什么是真相无法辨别时，我选择追寻自己的良知。

在我看来，这正是这部电影的“题眼”。

所谓“最后的真相”，或许并不是一个确定无疑的答案，而是你不断逼问自己良知的过程。

在这个后真相时代，越来越多难以辨别真伪的信息来源，越来越多互不交集的信息茧房，还有越来越极端化的表达方式，都让真相的获得更加困难。

但这是否就意味着，我们要放弃追求真相，凡事只看立场，不问真假呢？

答案是否定的。

正是因为真相难以获得，不是翻翻社交媒体，看看新闻，就能轻易得到的。所以，我们才更应该对真相心存敬畏。

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社交媒体时代，我们更应该对自己是否掌握真相，时时心存怀疑：

因为我可能并不掌握真相，所以我对某件事、某个人的看法，有可能是基于偏见，或错误的引导。

因此在发表观点时，我才应该更加小心，更有所保留。

我要随时做好准备，推翻自己的结论，修正自己的观点；并且，还要有勇气承认，自己可能是错的，即使那要付出一定的代价。

这一点，正是电影中的丁义峰最后所做到的，也是我们绝大多数人，在现实中非常难做到的一点。

我们太容易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、尊严或立场，抱守一个观点，拒绝与自己立场不相容的事实。

乃至于基于同一个事实，不同立场的人，也可以提出完全不同的、有利于自己的解释。

所以，我们才会看到，越来越多的事情，无法取得社会共识，变成了立场与站队的无谓争吵。

吵到最后，我们都离真相越来越远，也离彼此越来越远。

那么，如果不基于尊严和立场，我们又应该依据什么做出判断，该相信什么，不相信什么呢？

电影中，丁义峰给出的答案是良知，经常问问自己：

我是否为了维护自己的立场，排斥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声音？

我是否为了自己的利益、名声，而拒绝相信显而易见的事实？

看起来，这是一种非常无力的解决办法，但实际上，是对自我更高的道德要求。

当然，和所有的道德律令一样，它只能用来要求自己，不能用来约束别人。

这里的良知，或许也类似于去年在香港大火的《毒舌律师》中主角所说的“common sense”——常识，或说人之常情。

当层层阻碍，种种噪音，都让我们获得真相和共识越来越难。

我们能够倚仗的，或许只有每个人从良知出发，根据常识，根据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的人之常情，来寻求共同的底线。

这样的想法，是否太过天真呢？

或许吧。

但在今天，还能用一部电影的时间，探寻究竟应该如何抵达真相，如何遵循良知，如何了解那些与自己天差地别的人。

本身就已经非常有勇气了。